突破企业“利益囚笼”的中国方案

文 / 齐善鸿、王毅久、王雅楠

毫无疑问，人类不是低级动物，因此，除了极少数本能行为之外，人类的绝大部分行为都是由特定认知所驱动的。当某种认知体系化、系统化成为一种理论形态时，对相应行为就会有起到更强大的驱动作用。因此，在中国企业学习西方管理四十年后的今天，运用中华商道智慧突破西方经济学所框定的狭隘利益模式，继承和发展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商道智慧，将会给中国式企业管理带来巨大的力量和无穷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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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企业利益模式​：从“老子”到“亚当·斯密”

两千五百年前，中国哲学界的巨擘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两千多年后，英国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发出了“斯密之问”：是一心一意谋私利，还是追求“值得爱”（Lovely）的道德？

西方经济学将企业定义成“经济组织”，是因为企业中发生的主要活动就是经济活动，追求的就是经济性谋利。加之经济活动与经济利益对人类生存发展所具有的基础性和推动性作用，人们将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与精力都投入其中，并且乐此不疲。

然而，人们很快就发现，人类的行为是有多元价值和目的的，根本就不存在纯粹的经济行为。西方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提出了“经济道德之问”，就是被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称为“亚当·斯密之问”的经典发问：人到底是应该响应“看不见的手”的召唤去一心一意谋私利，还是应该响应《道德情操论》的号召去追求道德？这样一个二选一的问题，困住了许许多多的人。一心谋私利？似乎感觉有些偏颇，但它又如同有魔幻般的力量控制着人的认知与行为。一心追求道德？貌似正确，也无法公开反驳，但心底又会有莫名的不甘与缺失…… 

实际上，若能读懂老子《道德经》中“非以其无私邪？故而成其私”的玄妙逻辑，或者静心领悟亚当·斯密所说的道德真意，可能就会突然间豁然开朗：道德，既不是满足自己情感诉求的方式，更不是对自私日久后心灵寂寞的一种安慰，而是一个理性人的最佳、最久和自身良性叠加的高级自利逻辑的选择，一种属于人类灵性的智慧标志。

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和自身心灵能力的提升，有人发现了斯密思想的一项重大贡献——除了“看不见的手”和“道德情操”这样的大概念之外，斯密思想逻辑中最具价值的智慧贡献，是他区分和澄清了“self-interested”（自利）和“selfish” （自私）这两个常常被人混为一谈的概念。简单而言，自私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谋利行为，不考虑别人的利益。自利则不同，尽管依然是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但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也愿意帮助别人；若是一点小小的牺牲就能对别人有很大的帮助，尽管心中依然秉持“我是个自利的人”，仍然愿意做出那样的牺牲。也就是说，一些原本自私的人会发现，“做个好人”是追求个人综合利益时必不可少的部分。

由此可见，即使是将道德看作一种高级理性选择，它仍然是被当成了自私的工具，与亚当·斯密所说的道德本质不符。亚当·斯密的道德实际上是镶嵌进、融入到自利逻辑中的一种让自己的心灵愉悦的精神力量。关键是，这自私和道德两种力量相互作用，有正强化作用。这两种相互融入又似乎相对独立的力量，如同中国文化“阴阳太极图”中阴阳一般，此消彼长，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互促进，构成了个体生命最美妙的图景。话说到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人类智慧的一种归宿——一切人类的智慧最终都将归于客观大道！

人类既有物质需求，也有精神需求。当这两种需求得不到均衡的满足时，心智就会出现躁动甚至扭曲。对企业内部管理而言，唯有两种需求能够得到持续不断地、均衡地满足，企业中人的行为才可能是正常和健康的。在中国人朴素的心智模式中，人生的一切可以概括为“做人与做事”，“做人就是做好事，做事就是把人品做成产品”。古老的中华文化智慧，早就提出了“义利相生，以义生利，以利证义，义利互转”的中华商道准则，向世人展示了一种“综合利益生态”模式。这一切，无不彰显着物质经济与精神道义两个维度的有机结合和相互作用。

纵观获得良好发展动力的企业，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超越了自私，走上了如同阴阳太极般的主观自利与客观利他并最终达到自利利他自动融合的境界。在我国，从国家计划主导的单纯的生产模式，到主动契合市场需求提出“顾客是上帝”，再到“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进而升级到“只有满意的员工才会有满意的客户，只有员工与客户的满意才会有股东的满意”，越来越多的企业家隐隐约约感受到，不能坚持做人的“以人为本”和做事的“以道为本”，无法做出可以长期健康发展的企业。

如果人们都自以为聪明地为自己谋划利益，彼此就成了相互恶争的天敌。这不就是西方博弈论中无解的“囚徒困境”吗？值得庆幸的是，中华智慧能够破解这一“心智困境”。

被誉为“商圣”的范蠡是春秋末期的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经济学家和道家学者。范蠡虽出身贫贱，但博学多才、文武双全，曾被拜为上大夫、相国，以其卓越的智慧辅佐越国勾践完成了“兴越灭吴”的壮举，并被封为上将军。令许多人不解的是，范蠡功成名就之后选择了急流勇退。在其后续的人生中又创造了商业的奇迹：三次经商成巨富，三散家财成圣名。因其“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被后世尊为财神、商圣、商祖。这不禁让人疑惑，像范蠡这样的悟道之人，到底洞察到了什么样的“利”？难道他们真的悟到了老子所说的“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的商道玄机？

在中国近代史上，实业救国的企业家张謇，是实践中华商道的另一个典范。张謇是中国棉纺织领域早期的开拓者，主张“实业救国”“父教育，母实业”，在南通兴办了一系列文化教育事业，开创了近代较早的工业区，也使得南通成为我国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基地之一。张謇一生创办了二十多家企业，三百七十多所学校，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被后人推崇为商业上的悟道得道之人。

无论是范蠡，还是张謇，都是中华商道“大义道商”的代表，是将自我、经济、实业与国家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人，是对民族进步与发展做出过巨大推动作用的有道之人。对他们来说，所谓的“利益”，早已经超越了“利自益己”的狭隘模式，从“专门利己”的“小我”走向了“大爱利众”的“大我”和“奉献自我”的“无我”境界。这种超越了世俗之利的人，定是发现了人生之利终极秘密的通透者，定是从“小我”到“无我”而完成了“超我”攀登的悟道者。这才是真正的中华商道之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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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突破利己，才能走进无为

两千五百年前的老子，在《道德经》中阐释了一个重要的概念“无为”。后世之人参悟不断、争论不休，客观上促成了如战场上的两军阵列：一是无为之圣，二是有为之众。

世俗生活中的企业管理者与领导者，绝大部分追求和使用的是基于主观认知和自我谋利的“有为模式”。从管理成为科学近百年来美欧实践者及学者的持续探索中可以看到，每一次科学进步都会带来管理与领导效率及综效的提升与优化，同时也可以感觉到每一次进步似乎都是不彻底的，只是对旧有的“有为模式”的修修补补。关键是，修补后的效果往往不持久，一段时间之后又要开始新的修补。这一过程看似是一种思想的探索与进化，但本质上来说，仍是对旧有模式的一种维护，并没有找到这种“有为模式”的真正“病根”。

西方管理学中的各种领导理论，在实践检验中也不断地花样翻新，新的学说层出不穷。概括起来，领导理论主要有三个典型的研究方向，即领导特性理论、领导行为理论和领导权变理论。被誉为现代管理学鼻祖的彼得·德鲁克认为：“领导就是创设一种情境，使人们心情舒畅地在其中工作。”斯蒂芬·罗宾斯认为：“领导就是影响他人实现目标的能力和过程 。”管理学者对领导的表述，似乎从理论构思走向了企业具体的实践活动，但管理学者的理论使命，那种“出乎意料、出神入化、出其不意”般的理论魅力又在哪里呢？

圣人关于管理与领导的智慧，几乎都聚焦在“无为”这样一个十分奇妙的 “奇点”和“支点”上。似乎从这个“奇点”就能生发一切，通过这个“支点”就能撬动一个庞大的系统。这样的观点常常令努力作为的人一头雾水，但圣人斩钉截铁地宣示：有为法是无常之法。如《金刚经》中的偈子所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中国最早的哲学家老子在《道德经》中多次提及“无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 “为无为，则无不治”。

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道释二家的“无为”犹如天人的高智能程序，走到了“有为”的反面却发现了“有为难达”的“无为自达”的玄妙境界：无为而无不为。历史上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则带着更多世俗的烟火气息，也是大部分追求作为的人体验到的“痛并快乐着”这种近乎奇葩式的感受。深入研究历史上那些创造了奇迹的领袖不难发现，真正的领导智慧不仅能创造出奇迹，还是一种能带来愉悦体验的精神境界或灵智体验，一种真正的道德力量。

圣人是修行悟道的人，其智慧之玄妙像是从天际垂下的一幅美丽的神奇画卷，引得历史上“无数英雄竞折腰”。对普通人来说，这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至高境界，因疑惑难达而让人生出无力感，但对进入或是创造了这种境界的圣人来说，也许这才是人生的真相。

实际上，圣人的“无为领导”智慧不仅是在渲染其美妙的美学画卷，更是直接将入妙的法则直白地告诉了人们。

第一法则：从理到道——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从自我的主观之理走向所面对的客观之道，最终呈现出相对于自我主观的客观的他人或者事物之道理，这是那些创造历史的有道之人走过的心智历程。

第二法则：从有到无——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重“有形”而必被“有限”所困，故而进入不了“无形与无限”的世界，这是人类万般努力却难以挣脱困境的根本。

第三法则：从冥思苦想到心静如水—— 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人们一直在努力思考，圣人们却发现了远远高于主观思考的客观大道的智慧境界。似乎，当意识停滞时，世界的一切玄妙都会像画卷一样呈现在人们眼前。

第四法则：从苦心算计到至善合道——老子说“上善若水”。虽然善良也是世俗社会中的重要道德法则，但悟道之“上善”将世俗中的交易型善良升级成“至善普照”的光明智慧。这样的光明能够消除人心底的黑暗。当心中自我、自私的黑暗消失时，人间还有什么问题？达到上善智慧的人，能感受到一切因自我和自私产生的问题都自动消失了。

第五法则：从“为我”到“无我”——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讬天下”。以“小我”来“为我”，这是最为典型的逻辑困局，也是人们一直难以破解的“大患逻辑”。伟大、神奇、真理与智慧都来自自我奉献和奉献后生命进入的高维智慧。

第六法则：从使用个人有限智慧到使用万物众生规律的大道力量——老子说“无为而无不为”。大多数人习惯用自己有限的知识和智慧去努力追寻，直至精疲力竭、茫然无措。这其实犯了一个最经典的错误：以有限博无限。

第七法则：从处处竞争直至恶争到不争而不可争——老子说“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习惯了竞争的人往往会对老子的思想产生疑惑：“不争”与“躺平”的人到底有何区别？难道这就是进入生命高维的门径吗？在众人犹豫不前时，悟道者遵循“持续自胜而不与世俗相争”的哲学，进入到了世俗众生难以企及的境界。

第八法则：从自私自利和恶争的“囚徒困境”走向自在逍遥——老子说“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答案最终出现了，一切都要看是否合于天道之“利而不害”的法则。这里的“利”不是利自己，而是利相关的一切。玄妙的是，正因为如此，主体个人的综合利益进入了一种良性的生态循环,从所遇皆是恶争天敌的“小我模型”升级到了“所遇皆是助手”的高维境界。毫无疑问，圣人是悟了道的人，圣人的作为自然就是“道为模式”，也就是“无为模式”。天地间事事皆是道，道又是天地间最强大的力量，故而圣人无需去与世俗开展低维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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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信仰：三位一体的综合价值生态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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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述无为智慧法则进行本质性提炼之后发现，其蕴含的内在逻辑是“自利+道德+情义”的三位一体的“综合价值生态群落”模式。

老子和斯密式的利益模式澄清了许多人对“利益”的误解：追求自我利益不等于自私。要让自利和利他紧密相连，将万千种不同的利益形态自动组合成“综合利益生态”。这就是“利益之道”，这就是“利他”与“自利”自动联通，也就是“道德”“友谊”与“利益”三者自成的良性生态。

在现实世界中，沉迷于追求经济与物质利益的人，无事时将道德作为观望与品味的“精神糖果”，遇事时则看作需要坚守的人性底线。实际上，这是将“道德”矮化成了一种精神安慰剂。

在《道德经》中，老子给出了中华文化关于“道德”的最为经典的阐释：“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这是老子对中华文明最大的贡献，也是对人类心智与利益的重要启迪。理解和参悟老子的这一智慧深度，直接决定思考和心智活动的时空维度与人格高度。当人们沉迷于自我、物质利益和眼前利益时，对“悟道而明了一切真相”这样的境界往往是不解甚至不屑的。等到人生经历对低级心智进行了摧毁或提升，在被修理和主动修行中悟道时，则会沉默不语，重新整理和凝练着自己的“综合价值”“利益生态”与“利益之道”。

纵观历史、反观现实，处处充斥着“利益的狭义化”和“从‘利益’退化到‘利害’”的世俗价值困境。人们都很熟悉关于利益的两个经典错误命题，一是“人性是自私的”，二是“人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之所以有这样的宣言，是因为错解了人性，没有悟入自性“本自具足”的境界以及利益与友谊的道德智能化自我强化的模式，理直气壮地对作为一个整体和系统的人生价值进行肢解，带来价值局限性甚至反面效果。人们本能使用的“自我辩护”手法再次大显身手，又发展出了可以“消肿止痛”的宗教文化与迷信崇拜。

不要说世界上只有利益没有朋友，有了良性的利益，就会有真诚而热烈的情义；一旦破坏了情义，就会破坏自己的利益。道德基础上生出来的自利与情义会进入一种价值耦合状态：为了自己真正的良性利益，必须遵守道德，必须保护和加深情义；如果因为私利而违背了道德并破坏了情义，就会损害自己的利益，最终导致自利、道德、情义三者皆失。如此看来，在老子的“道德信仰”模式下，人的经济/物质利益和情感/精神利益实际上就组成了一个价值的生态群落，共生共长。

此外，周围的观众不是简单的围观者，而是“三位一体”的潜在伙伴。当某一方破坏了这样一种利益与情义的良性循环模式，其信用缺失就会被围观者确认，在后续要想恢复，需要付出更长的时间和更大的代价。这就是价值连带与价值扩张的“涟漪模式”：好的作为如同莲花盛开，坏的行为传遍千里。

在老子斯密的价值模式中，高级自利的人生，一定是利益共生的，是有道德坚守相伴的，是由情感与精神提供温度的；一定是清晰、坚定、默契地在双方相关的物质、财力、道义、立场、声势等一切所需要的方面实施着单项的坚定付出的。一定是在后续的过程中形成彼此的默契并得到正向的连续强化的。人类所追求的价值，实际上可以统整成为一个中华价值道德模式——“自利+道德+情义”的“三位一体”模式。企业和个人追求的是一种综合价值模式，工作关系不再是庸俗的相互利用关系，而是以“三位一体”为根基的超越血缘的亲人关系。达成这样一种关系的过程是修行，企业或者组织因而具有了“修行道场”的性质与功能。

有人曾问：悟道而有信仰的人会贪财和受贿吗？悟道者反问：你会像小偷一样把自家的财宝悄悄地藏进自己的衣袋吗？由此可见，贪财受贿者，必是困于小我的“自囚者”和“心穷者”，因此才有了荒谬的你我之分别。一旦悟道，人人皆是自己，所有一切皆可用；自己归属于天下，天下也归属于自己。这就是中华圣人所悟商道的真谛——本自拥有，不求占有，一切过手，终将自由。

事实上，百年前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W.Taylor）开启的科学管理时代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苗头，只是囿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限制才未能实现。在他的年代，管理思想对企业和企业领导的定位模式中暗含着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企业的所有权是老板的，其他人员都是职员，或者叫做“打工者”——双方存在固有的矛盾关系。泰勒可以说是个天才般的人物，他敏锐地察觉到当时企业管理中领导与员工关系中存在的这种“硬伤”，提出了科学管理理论，不仅将科学化、标准化引入管理，更将科学管理定义为一场思想的革命。科学管理理论认为雇主和雇员的利益是一致的，因为雇主追求的不仅是利润，更是事业的发展，而事业的发展不仅会给雇员带来较丰厚的工资，更意味着能够充分发挥其个人潜质，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正是这一事业将雇主和雇员联系在一起，当双方用友好合作、互相帮助来代替对抗和斗争时，就能通过共同的努力提高工作效率，创造出比过去更大的利润，企业规模得到扩大，相应地，雇员工资也得到提高，满意度增加。泰勒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说：“科学管理的实质是一切企业或机构中的工人们的一次完全的思想革命——对工人如此，对管理中的工长、厂长、雇主、董事会也是如此，总之，是对所有人和所有的日常工作问题责任上的一次完全的思想革命。若是没有了覆盖所有人和所有事的在思想上的一次完全的革命，科学管理就不会存在。”然而，科学管理没能真正完整地、彻底地付诸实践，这是因为泰勒生活的社会体制禁锢了他的智慧，其所期待的思想革命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的牢笼中实现，最终变成了一种更巧妙的剥削方式。

拥有中华文化圣道智慧基因，有着修行文化的中华企业领导者，则悄悄地实践着思想革命的精髓。通过对一些案例的研究，我们发现了那些践行“自利+道德+情义”三位一体模式的企业悟道者。

一位华人企业家在澳大利亚接手一家餐厅的案例就非常典型。在接手之初，这家地处旅游胜地黄金海岸的餐厅受疫情影响经营困难，加上餐厅员工多为家境富足的留学生、移民群体，本就上进心不足，而餐厅老板为避税采取了一些“巧妙”的手段更是使得其与员工关系紧张，可谓“内忧外患”。接手餐厅后，这位企业家将综合价值共同体的构建作为突破这一困局的首要抓手，将“打工者”的个人诉求与餐厅的未来价值统一起来。先将岗位按价值贡献进行分类，然后大家共同讨论企业对各个岗位的价值需求，确立了每个岗位的最优化功能、岗位责任人及其岗位的价值权重。岗位的价值权重关系到该岗位的贡献率以及除工资外能够获得的餐厅经营利润分配的比例。由于把利益拿到台面上来正式讨论，开诚布公，畅所欲言，并要求大家做有建设性的发言，很快就达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共识，而不是表面答应事后掣肘。最终，以整体价值100%为准，大家达成共识，厨房有关岗位作为价值创造部分占整体的50%，其中大厨占8%，二厨占6%，等等。如此一来，每个人在功能模块中所起的作用与最终的企业效益形成了链接，价值共同体就构建起来了。不过，此时还没有达到综合价值和最优价值生态的高度。

有了这一基础，之后共同确立运营制度的过程就变得顺理成章。与单纯由领导者、高管层制定制度再向下推行的典型做法不同，这家餐厅的运营制度也都是员工们共同讨论确定的。由于岗位权重和餐厅的利润分配挂钩，每个人都想要充分发挥自己这个岗位在价值共同体当中的作用。“我要展示最好的自己，我要为客户和同事创造最优的价值”，大家经过反复讨论，共同制定出了每个岗位的最佳流程，解决了企业内部如何实现最高效协同，如何让顾客最满意、最舒服等问题。大家心往一块儿想，力往一块儿使，人人都很有干劲，很快构建起了一套充满奇思妙想的服务流程。真可谓“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只要方法得当，人人都是“事前诸葛亮”。

有了服务流程该怎么考核，怎么能让大家乐此不疲？这涉及一个提升人性的方法——积分制。把服务流程按工作态度、工作能力和工作业绩三大方面进一步细化拆分成小的考核项，这些考核项目共同构建了每个人的服务行为，然后对每个行为进行标准化，标准同样由大家共同讨论确定。更重要的是，激发大家的“工匠精神”，把小事做成精品，以做事体现人品，把普通的工作做成让人尊敬的工作，通过做事打造精神的“新我”。确定考核机制后，每天由主管和自己共同打分，从而确定积分，每个月兑换为总积分，达到一定的积分档就能在基本工资之外，依据岗位权重获得一定比例的经营利润分配，最终收益远超当地平均工资。积分定档的关键是“只设标准不设名额”，只要达标就可兑换，没有名额限制。如此一来，每个人的竞争对手不再是同事，而是昨天的自己。更美妙的是，只要财力足够（这根本就不是问题，因为这一切的财力来自大家创造出来的价值），积分档位可以上不封顶。这就意味着每个人进步的空间是无限的，“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为了保证积分制的公信力，积分打分又融入了信用体系，比如对上级主管打分有异议，可以申诉，如果主管怀有恶意故意打低分，主管本身的积分就归零。自己犯了错，限期主动上报，被上级主管发现就要处罚。上级主管如果发现问题没有主动提供帮助、予以纠正、采取有效措施也会受罚。如此形成了层层向上而非向下追责，包括老板本人都纳入积分体系中。此外，自己打分的部分还包括自身的学习、提升，需要提供证据。如果虚报分数，在定期抽查中被发现的话，之前的积分全部归零。有了信用体系，打分准确度高达95%，这也就证明了大家都没了投机取巧的心思。于是，在这样的流程中，人人都在做最好的自己，在为自己增加积分的同时也在为别人创造价值。就这样，“你我”的思维、行动和利益诉求的围墙就被彻底打通了。

在此之前，餐厅受到诸多抱怨，处于亏损状态，靠政府补贴过日子，按上述方式正式运营一个月后就实现了平本（经济性），之后更得到了顾客的一致好评，名声传遍整个澳大利亚（精神性）。顾客感受到了每位员工发自内心的喜悦，被他们营造的正能量吸引，甚至转而主动为这家餐厅提供帮助（外部客户转成内部性力量）。经营初期，厨师出现问题后就走了，顾客一起帮着找厨师；一位工人打扮的建筑公司老板感受到了服务员发自内心的尊重，没有因他弄脏座椅、有碍观瞻而歧视他，居然以低于市场价近10万澳币的价格提供了吧台改造服务……不仅顾客发自内心喜欢这里，这里对人才也很有吸引力。员工说：“在这儿工作我感觉到能够把后背交给我的同事。”这里没有钩心斗角，每个人都在想尽办法发挥岗位功能，让餐厅更好，帮助餐厅解决问题，实现它的最优化价值。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利益相关者共同建设出来的“综合价值的良性利益生态”，是超越了狭隘利己的一种“自利利他、道德坚守、情义增值”的新型企业利益模式。

当低维心智的视野和行动的惯性困住了人们的智慧，一切为个人谋利的努力就会变成徒劳的挣扎和自我的持续贬值。当人们突破了狭隘利益的屏障时，所有的小草都衬托着鲜花的美丽，飞舞的蝴蝶又在帮衬着完成一次次的授粉和美丽的繁殖。此时，鲜花不再孤芳自赏，开始微笑着向着小草和蝴蝶祝福。这种田园诗般的景象才是人类的利益生态的真相！为自己私利努力的人们，只有在悟道的途中才能发现秘密：走出小我，构筑综合价值的良性利益生态，完成人生利益的全部价值良性增值的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