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工不仅需要管理,更需要的是领导,而领导最关键的是思想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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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薛冬霞 鲁东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组织行为学;彭剑锋 华夏基石集团董事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
来源 | 华夏基石管理评论(guanlizhisheng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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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企业都注重流程与制度的建立与优化,这些流程和制度有其价值,但作用有限。因为它们规范的只是员工的手和脚,解决的是如何正确地做事的问题。而面对急剧变化的世界和企业内部的快速调整,员工更需要知道究竟什么才是正确的事,也就是说员工不仅需要管理,更需要的是领导,而领导最关键的是思想领导。
思想领导是最有力的领导
企业关注的是员工行为,因为行为与绩效直接相关。但是行为之果不仅来源于个体所拥有的知识、技能与能力,还根植于其所拥有的认知、价值观的思想土壤之中。从根本上说,一个人的思想决定着他的行为。
在人类的思想意识领域,NLP(自然语言处理)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提出逻辑思维层次理论,它把人的认知分为六个层次,从低到高分别为环境层、行为层、能力层、信念与价值观层、身份层、愿景层。层次越高,影响力越大,高层次可以影响低层次,而低层次无法影响高层次(见下图)。
从逻辑层次的角度来说,制度、流程更多体现在行为层,也就是如何做事,如果如何做事的规训没有让员工在更高的认知层面被接纳,形成思想上的转变,其效果都只会大打折扣。
毛泽东思想领导的内容
在思想领导方面,古今中外,毛泽东可以说鲜有出其右者。在革命斗争中,他把思想教育看作斗争的中心环节。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毛泽东强有力的思想领导。对企业领导者来说,毛泽东的思想领导有着极大的可借鉴之处。毛泽东的思想领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初创时只有50多名党员的小党发展成为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执政大党,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强有力的思想领导。
思想可以超越生理,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这种意志力在飞夺泸定桥中展现无遗,1935年5月26日,毛泽东等领导人根据战况,作出了飞夺泸定桥的指示。接到命令后,红四团战士冒着大雨,负重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奔袭一昼夜,行进240里,之后,又面对敌人的密集火力与桥头大火,经过两个小时的战斗,最终占领了泸定桥。
飞夺泸定桥是中外军事史上的奇迹,硬生生地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对于它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很多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不过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战士们战无不胜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来自共产党不断向红军宣传党的理想和初心——“为了中华民族复兴,为了劳苦大众翻身解放”,让战士们战无不胜。如果没有这样的思想和精神力量,处于极度疲乏的士兵,不可能一个昼夜负重行军240里,去攻克这样一个看上去无法完成的任务。
2.思想引领,达成革命共识
1929年,国民党湖南军阀何键占领了井冈山,红四军主力陷入困境。中国共产党内部很多人彷徨、困惑,也因此产生了很多的矛盾和争论。有人给毛泽东写信,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
毛泽东看了来信之后,感到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个别人的疑惑,应该是当时很多人心中的困惑。为了消解人们心中的疑惑,毛泽东回了复信,还将其油印,请各大队党支部学习,以便让人们认清当前的形势,并领会他的思想和意图。
通过这封信的广泛传播,它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党内人士的悲观、迷茫情绪,让他们看到了希望,点亮了中国革命的灯塔,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中,毛泽东强调“共产党是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1947年,中共领导人告别延安转战陕北,有两支队伍随行其中:一支是指挥打仗的作战部,另一支是负责进行发动舆论攻势的新华社。为了更好地发动舆论攻势,毛泽东亲自撰写了大量文稿。他后来说:“中央留在陕北靠文武两条线指挥全国的革命斗争。武的一条线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一条线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思想改造,实现化敌为我
如何实现从战俘到我军的转化?答案是:思想工作。
这种即俘、即补、即战的做法,不仅是世界五千年战争史上空前绝后的战争奇观、历史奇观,也堪称绝无仅有人文奇观。它背后是思想的力量。
毛泽东思想领导的方式
毛泽东的思想领导有多种方式,既有通过写文章答疑解惑,提升认知,也有不断地教育灌输以及润物无声地引导。
毛泽东一生著作颇丰,其中很多篇章成为经典,指引了中国革命的进程,比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批判了“左”倾错误,帮助人们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消除思想误区。《矛盾论》《实践论》和《反对本本主义》等文章通过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揭露党内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思想根源,帮助人们建立正确的思想方法。《战争和战略问题》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摒弃投降主义,坚持独立自主,说服教育对中国革命战争认识不清的人,统一全党思想。
会议是毛泽东实现领导的重要方式,很多思想通过会议被宣告贯彻,指引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比如在八七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使军事斗争成为工作中心。古田会议提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解决了中国革命过程中的领导权问题,并提出要着力从思想上建党,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瓦窑堡会议上提出党的基本策略是建立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解决了在中国革命的政治路线问题上的思想共识。总之,党史上很多重大会议的论断和观点,以及在会议中形成的决策,澄清了党内存在的错误与疑惑,实现了思想的高度统一。
毛泽东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为了进行思想教育,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创办了二十多所干部学校。
4.推荐书目,建立共同的学习机制和方法论
为了保证干部在同一思想平台,毛泽东为干部们推荐了包括《社会发展史》《共产党宣言》等书目。1958年,针对“大跃进”中出现的“左”倾错误。他建议各级领导阅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两本书,以澄清“头脑中一大堆的混乱思想”。
结语
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里,毛泽东的思想领导安定了革命志士和老百姓的心,成为引领中国革命的灯塔,带领中国人民穿越迷雾,最终取得了革命胜利。
当然,不可否认,人的思想是微妙而复杂的,要达成思想共识是有难度的,但是它值得努力。因为思想方面的一个小改变,就会带来行为方面大的改变。一个领导者如果不能实现思想领导,就会让自己沉溺于大量繁杂而琐碎的工作,从而没有精力去思考与处理对组织更重要的事。